眼看着还有4天就要立春了,气温节节攀升,春节期间正好是大干的时候,但也正是大家想回家过年的时候,难免人心涣散。

一屋子的人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也没有人想出更好的点子。纵然把天给说破了,还是得看天的脸色行事,嗓门再大,也代表不了真理。

值班室的铁皮桌子,中间的接缝处摆放了一排高低不等的水杯,有夜班女塔吊师傅的粉红色杯子,有李浔、柳桥宁、陈圣飞的杯子,还有24小时在现场倒班的工区队长张国庆,专职安全员方文忠的杯子,但没有一个作业队队长的杯子,他们像天上的鸟,停不下来。

柳桥宁肝不好,只喝蒲公英泡的茶。这茶都是他妻子刘凤在五峰山上挖来的,一棵棵洗干净,晾晒干给柳桥宁带到工地现场喝。这样的茶水自然不寻常,柳桥宁喝得格外仔细,每次捻上一小撮,小心地塞进一只细细的玻璃瓶子里,注满水,等待枯叶子在杯子里伸展开来。

李浔的杯子是个粗壮的塑料杯,上下可以过滤的那种,是老婆帮他买的。

陈圣飞的杯子有点萌,是他孙子喝水的那种奶嘴一样的塑料杯子。他看到柳桥宁喝着蒲公英泡的茶,心里痒痒的,也想喝,但老是喝人家的心里过意不去。他给启东老家的老母亲说起这事,80岁的老母亲在春天里拎着篮子满世界给儿子找蒲公英,陈圣飞喝上了母亲晒的蒲公英,嘴笑得咧到耳朵根子,并且把一包包的蒲公英分给同事们喝。用他的话来说,这茶有了老妈的味道,跟街上买的就是不同。

张国庆的茶杯和他的人一样,是流动的,人在哪,茶杯跟到哪。杯子跟着他有时候在值班室,有时候在电瓶车的座位里。杯子经常是空的,就是有茶水,在冬天里倒的热水很快变成了凉水,夏天里的凉水也成了热水。作为分队队长,他的工作都在现场,除了写施工日志或工作中的交流意见,他很少来值班室,很少看到他喝水,并不是他不渴,而是习惯了不喝水,所以他看上去又干又瘦,像北方沙漠里风干的胡杨。陈圣飞习惯了拿老实巴交的张国庆开玩笑:“张国庆细头细脑,细胳膊细腿的,往六七十米高的南锚上一站,要是来阵七级大风,肯定被刮跑,如果哪个人下手狠点,他那细胳膊腿一掐就断。”

每次到南锚碇现场,张国庆随时在。有好几次下雨天,他穿着雨衣站在现场,像根弱不禁风的小树苗,被风雨包围着。看不清他的脸,但知道是他,默默地站在霸气庄严的南锚碇脚下。整个工地上,他最瘦小,那腰瘦得不盈一握,工作服挂在身上飘,因为头小,最小的安全帽他还是嫌大,里面塞了许多纸。因为是同乡,我和他的话自然多些。记得2018年盛夏,在南锚碇的防汛值班室,和他一起上晚班,谈大桥的前世今生。这位桥二代怎么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干这一行。当我捧起他每天写的施工日志时,他很自豪地说:“想想我们这些人真的了不起,看着桥一点点长高,如同看自己的儿子一样,像这样的超级工程,这辈子能遇到,算是幸运的。”晚上10点半,张国庆开着面包车去生活区拿消夜分给工人们吃,一边吃一边感慨:“从1949年到现在,长江上建的桥越来越多,少说有几百座,在我们百年之后,当这些桥成为危桥,不得不炸毁,这些建筑垃圾污染江河大地,那可怎么办?”但又一想:“等我们这代建桥人都作古了,说不定发明出一种专门吃建筑垃圾的虫子出来,根本不需要担心。”工地生活清苦,他的瘦也跟营养不良有关。这位和我一样大的人,半头白发,脸色黑黄,满脸风霜,但只要他站在南锚碇的任意一个地方,就精神抖擞,死守现场,手握对讲机指挥空中的塔吊,颇有大将风度。

除了张国庆喝水少,专职安全员方文忠喝水也不多,他因为股骨头坏死,换过三回股骨头,一条腿不得劲,他怕上厕所,尽量减少喝水的次数。事实上,每个从工地现场转身到值班室的人,很少想起喝口水,桌上的茶杯大多时候是个摆设,他们的嘴唇上经常会有一层翘起来的皮,嘴丫子长水泡,干得快着火。

围着51座桥墩和南锚碇的5家作业队,每个作业队的领头人像工地上的无脚鸟,从地面飞到高空,从现场飞到值班室和项目指挥部,施工现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个个忙得如失火,更不会有人喝水。他们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不分昼夜地盯在现场。活做不好没法交代,如果出了质量问题,作业队伍的名字一不留神会进入黑名单,被行业封杀就完了。所以他们对每个工程节点,都得十二分小心,心里那个累。

作业队的几个头儿,只能死守现场盯着,实在困了躲进车里打个盹,但也睡不实。

这5个作业队,如5把尖刀,安插在工地现场不同的阵地上,牵一发而动全身。上一级下达的施工指令,需要他们来严格执行。5个作业队的领头人与现场管理人员之间是鱼水关系,谁离了谁都活不下去。

值班室的门不停地开关,空调有气无力地把冷气吃进去,把热气吐出来,这间铁皮小屋子夏天并不凉快,冬天也很少暖和。

隔壁李浔他们的值班室相对安静得多,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除了写施工日志,其他的工作全部在电脑上完成。而柳桥宁他们这边的值班室,大多是老一辈的,会用电脑的并不多,有些靠手工写。李浔是工地上比较年轻的管理者,老一辈的人面临退休,现场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年轻人不缺少理论知识,只缺少管理现场的经验。老一辈的大桥人书读得少,学历不高,但他们这辈子在不同的桥上打滚,一肚子经验,不能烂在肚子里退休,把本事带到骨灰盒里也没用。再不教会年轻人就来不及了,所以,工地上大多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不把他们带出来,对不住他们。

冬天的棉帽子刚发下来,戴着还有点不习惯。出门时我忘记拿安全帽,又返身回值班室拿帽子,跟在张国庆后面去看现场。初进工地的时候,戴的白帽子,工人以为是大桥局的人来检查安全,格外小心。后来才知道,戴白帽子的是管理人员,红帽子是来宾,黄帽子是工人戴的。

和张国庆一边往工地走,一边听他说施工一线现状:“我们这些老家伙老了,没用了,大桥的天空以后就靠他们年轻一辈……”后面的话被一阵巨大的机械噪音吞没,像是什么也没说过,等不及抬头,抓在手里的对讲机发出“咝咝啦啦”的声音,接着传来高空中塔吊师傅的声音,问他钢管摆放的确定位置。张国庆赶紧打住话头,仰起脖子,双眼盯住空中飞过来的货物,指挥塔吊的方向。

S2号墩是公鸭嗓子作业队的施工任务,几个人站在钢板桩前的一片积雪上注视着渣土车、挖机、机械手、汽车吊等不同的机械来来去去,不同的噪音像一台大合唱,相同的调,不同的音阶。

张国庆站在一堆烂雪上用对讲机指挥渣土车回填土,公鸭嗓子嘶哑的声音从背后飘过来,夹杂着咳嗽,有痰堵在嗓子眼,这声音是从胸腔里嘣出来的,像卷了口的钝刀剁木头的声音,带着冷金属强硬的气息,一下子把张国庆和现场指挥的柳桥宁给唬住了。公鸭嗓子这两天每时每刻都泡在工地现场,这两天不停有工人闹着要走,搞得他心里毛躁躁的。这么冷的天,他里面只穿了一件酒红色格子的保暖衬衣,外面套了件咖啡色的皮夹克,拉链没拉,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双眼布满血丝,鼻子冻得通红,脸红得发紫,紫中发着黑。因为雪天,这边已停工两天,工期对作业队来说,是他们的生命线,那么多工人闲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民工是做一天拿一天,他们巴不得一天不休息,早把活做完早回家过年。

“你想让我的机械往哪边去,这个破机什么时候才能修得好啊,那边大里程不是在做事嘛。要命的是这两天都是在零下5度,雪什么时候才能化掉。反正我10号就要走人了,再迟工人们买不到回家的车票。”

柳桥宁说话似乎有些气短,一脸的无奈,好像鬼天气是他给招来的,和公鸭嗓子有理也说不清楚,但还是要讲。业主与监理有硬性规定,恶劣天气,不能强行施工,如果出了事,有十个脑袋都不能挽回损失。柳桥宁一生中经历过那么多桥,早已习惯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听指挥,就是找事,甚至是找死。

“6号左右气温就要回升了,就可以打混凝土,不急在这两天,天马上就好了。”柳桥宁说。

“唉,你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疼,温度要等到10号才能上来,10号都腊月多少了,25号要过年了,让人家怎么买票?这几天都是零下6度呢,立春又咋样,倒春寒的天还能冻死一头牛呢,气温回升个鬼啊。冷一点不怕,就怕雪不化冻,你们看看,现在化的雪只能靠地表温度,中午12点才能化点,下午4点不到,又开始上冻。今天没化多少雪,还不是和昨天一个样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