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史的记载可以推倒许多年之前，至少我的笔记是这么写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六国，随后遣任嚣、赵佗挥师南下，楼船铁骑所至，百越俯首，岭表宾服。
从此岭南进入了正史的记载，纵然偏于一隅，却始终不曾离开中央统治者的视野。
公元前203年，赵佗立国，开启了岭南经济与文化跨越式的发展。
南越传国五代，为汉武帝所灭，南越故地被析为儋耳、珠崖、南h、苍梧、郁林、合浦、交趾等九郡。
《史记》《汉书》中相关的两篇列传，是我们今天回溯南越国史的最主要依据。
如果说南越国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南越国已经远去，但在曾作为都城的广z，南越国留下的文化遗产却历历在目。
在南越文王墓出土了带有“长乐宫器”戳印的陶瓮，这既是岭南先民对汉文化的追崇，也是对于生活的希冀。
其实更为有意思的是“越”与“粤”的区别，“越”“粤”可能是生活在古代东南沿海与岭南地区的百越民族使用古语的音译，带有“人”的含义，也可以用来自称。
西汉末年，刘歆首倡古文经学，主张解经说字，言必有据。
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适应了经学发展对汉代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需要，也为汉末经学的统一做了文字训诂学方面的学术准备。
“越”被统一规范为“粤”，也许就与此有关。
《史记·南越列传》与《汉书·两粤传》中的“越”“粤”沿用至后世，广d作为西汉时期南越国的重要区域，更是以“粤”作为简称。
南越国是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政权，始于赵佗推行的“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安抚了土著居民，促进了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历经朝代更迭，百越民族已不复存，与汉民族融为一体。
但“南越”“南粤”的称谓，却因南越国的存在，不致随着时移世易而从我们今天的语汇中消失。
秦始皇以后，岭南地区中原文化的输入、被纳入中h大一统的历史进程，皆自南越国始。
南越国付于战火，但“南越”作为广d的文化符号，却被传承了下来。
其实对玉方面，南越国真的做到了极致，古人对玉的理解，更多的是通过人的品德比喻玉石的外在形象，即“以德比玉”。
古人称玉有五德，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这种对玉的推崇，在西汉时期达到顶峰。
西汉用玉制度的特点之一是丧葬用玉高度发达，《抱朴子》记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
南越王墓出土了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唯一的一件丝缕玉衣，一般认为古人使用玉衣殓葬，是为防止身体腐朽，但也有学者提出，玉衣的功能在于使尸身与玉衣形成转化，最终玉衣取代墓主的身体而永存。
但无论是哪一种推测，都说明古人意识到，玉具有结构稳定的特质，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朽烂。
南越国效仿西汉的用玉制度，南越王墓出土玉器共240多件，包括丧葬、礼仪、装饰、生活用玉等各种品类，不乏玉质温润而又纹饰精美的巅峰之作。
其中属于墓主人的尤为精美，在汉墓中首屈一指。这些玉器中相当一部分为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古玉，历经岁月的洗礼，愈见古朴的风致。
南越王的玉器作为汉玉精华，可称绝响。
粤人爱玉，几乎是世所共知，广d有多处知名的大型玉器市场，粤人对玉的钟爱，经由南越国而发扬传承。
今天我们手上、颈项上佩戴的玉石，也是来自于世世代代的历史积淀，装点了岭南女子的衫裙皓腕。
经由它们，或许我们可以重温两千多年前南越国的一场旧梦。
《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最早开辟的一条南海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自黄支船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黄支国在今印d马德拉斯附近 ，已不程国即师子国，今天的斯里兰卡。
这些地区与岭南有着繁荣的贸易往来，“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在南越王墓中发现的银盒、乳香和非z象牙，正是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见证。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为岭南文化带来了多元、开放的特征，海洋文化成为岭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商的思想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岭南人的生活与行为模式。
居住在岭南的越族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他们扬起船帆，等待长风破浪的那一天，直挂云帆济沧海
广d这个地方的美食，自然是广为人知的了，东汉辛延年的《羽林郎》诗曰：“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
早在汉代，人们喜欢将鲤鱼生切成晶莹的薄片，经过腌制之后搭配酱料食用。
南越王墓的后藏室出土了鲤鱼鱼骨，有可能属于用来制作鱼脍的鲤鱼。
今人称“食在广z”，位于南越王墓主棺室之后的这间后藏室，为我们揭开了这句俗语的起源。
后藏室的面积不到四平方米，其中却出土了大量动物遗骸，包括贝类、鱼类、龟鳖等水产品，以及猪、牛、鸡等禽畜。这在汉代诸侯王墓中，是比较罕见的。
除了食物残骸，在东耳室、西耳室和后藏室还出土了大量的炊煮器和盛储器，使我们能够了解南越国的烹调方法。
秦汉时期通用的食物烹调法，大致为煮、蒸、炙、炮、煎、熬、濯、制羹等，南越王墓出土的鼎、釜甑、烤炉、煎炉、鍪等炊具，恰好与之对应。
南越国宫廷对饮食的讲究，经由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便可略见一斑。
这种对食物的极致追求，百代千载，影响着岭南人的饮食习惯。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粤菜的内涵也愈加丰富。
无论口味还是摆盘，都追求达到至臻的境界。
南越王墓出土的乐器与饮食器，为我们展现了南越国宫宴的场景，肴馔清澧，川流不息。
唐朝诗人许浑曾写过一首怀古诗《登尉佗楼》：“刘项持兵鹿未穷，自乘黄屋岛夷中。南来作尉任嚣力，北向称臣陆贾功。箫鼓尚陈今世庙，旌旗犹镇昔时宫。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风。”
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五岭阻绝，岭南风物与岭北截然不同。
但自从赵佗建立南越国，中原衣冠传入岭南，余泽被于后世。
纵然宫殿倾颓、朱楼坍圮，但故城仍在，南越遗风仍在，南越文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在今天仍然留有深刻的印记。
隔着博物馆的明净玻璃，我能看见一排排井然摆放的玉器、陶器、青铜器，它们见证的，正是许浑的诗中所记述的这一段历史。
因为朝代更替，岭南地区的行政区划也在不断变更，但南越国带来的文化传承，却始终未曾中断。
它们通过物质的形式流传下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众多文物和历史中，我最为了解的是贮贝器了，贮贝器，是古滇国人日常生活百态的再现，器盖上，定格了过往岁月里那些没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痕迹的人和事，是古滇国众生相的再现。
器盖下，贮贝器所储存的是巨额的财富——海贝。
以今人的眼光，我们或许只会觉得这些小物件不过是些平平无奇的装饰品，甚至会觉得，那不都是海边唾手可得的东西吗？
可海贝与滇国的距离，却不知隔了有多远。
贝类作为一种等价交换物，在我们早期曾流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质地坚硬的环纹海贝，体积虽小，幸在耐磨损。古滇国墓葬中出土的海贝都没有穿孔的痕迹，有孔的可以穿系悬挂作装饰，无孔则更多是便于分割携带。
据学者研究，滇墓中出土的海贝主要栖息在我们台w、海n岛与西沙群岛一带，即印d洋——西太平洋海域，肖明h曾在《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海贝与南h的关系》中认为，西南地区考古出土的海贝分属环纹贝、货贝和虎斑贝，它们均产自我们南h至印d、缅d沿海暖水区。
因此，我们知道出现在滇地的海贝应是经过跋山涉水、长途运输而来的，在滇国当地不易获得。
关于贝币在滇国的使用，我个人认为海贝是属于一种财富的象征。在滇国墓葬中常见海贝出土，数量巨大显示出别样的尊贵。
比如在晋宁石寨山遗址的某一次发掘中，48座墓葬里有18座大中型墓葬随葬了海贝，数量多达十几万枚，总重量达400公斤以上，但出土于一个墓地的其他墓葬却均无海贝随葬。
另外，在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等墓葬群中也均有相类似的现象，而昆m羊甫头所发掘的中小型古墓葬中却没有一座是有出土海贝的，学者在通过对比研究后发现，在滇国的人群中，能够拥有海贝的应是极少数社会身份很高的人群，而并非是社会大多数人所能拥有之物。
在汉武帝通西南夷以前，在大量货币流入滇地之前，滇族人又以什么进行交易活动的呢？
其实在一些青铜贮贝器盖上，我就已经有了明显的答案了。
像在一件石寨山M12出土的青铜贮贝器上，我们会看到有一百二十多个不同的人物造型正表现着某种祭祀活动场景。
但真正参与祭祀的实际上只是少数人，从多数人的神情动作以及持有物品来看，他们似乎更多的是在利用宗教集会进行着类似“赶集”一样的活动。
在这个祭祀场景中，除了表现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外，场景中生活气息浓厚的一部分，当中有的头顶箩筐或坛罐来回走动者，像在招引买主，有提篮、持盆席地而坐者，盆筐内都盛着东西，好像在等待交换。
也有的人俯身在和席地而坐者交谈，似在讨价还价。
还有的从篮子里像在拿取什么，想来该是查看货样甚至已经交换完毕。
滇国时期，滇池区域的农业经济发达，自然经济基础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的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