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在很早就开始了，我的笔记每天都能翻看到这些内容，尤其是滇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古滇国地处我国从东北至西南边地延伸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是中原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东南亚半岛文化相互交流的通道，通过这些地区墓葬出土的文物，就可以看到滇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密切交流。
滇文化和越文化的差异，说白了，差异没多大，反正我个人是这么个想法的，什么屁专家说啥也不管用，虽然史书对古滇人的族属没有明确记载，但在考古文物上，我们能够看到鲜明的百越民族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测越人是滇国的主体民族。
早在新石器时代，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这两种常见于长江以南的典型百越族群文化器物，已广泛分布于云n江川头嘴山、安宁王家滩、昆m王家屯、晋宁石寨山等地。
古代百越民族普遍使用并作为权力象征物的铜鼓，在云南也多有出土，铜鼓表面常见有羽人船纹。史籍记载越人“断发文身”“椎髻”，云南出土的人物造型青铜器说明古滇人也有椎髻文身的传统。
江川李家山出土持伞青铜男俑，男俑跪坐于铜鼓之上，头梳椎髻。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房屋模型扣饰，则展现了百越民族共同的居住干栏建筑的文化特征。
对于汉文化的影响，也是可以清晰看出来的，学界对于部分商代青铜器的同位素比值研究显示，早在商周时期，云南的铜、锡已输入中原，并开始了文化交流。
汉武帝置益州郡后，滇国逐渐被纳入封建王朝一统之下，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更加深入。
有一部分的学者认为，石寨山出土的器物中有两件最能反映滇王对汉制的刻意追求，一件是蛇钮滇王金印，一件是未完成玉衣的玉片。
大概020年2月的时候把，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布，考古人员在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进行发掘工作时，发现了“滇国相印”等一系列封泥，该地距离石寨山墓地仅700余米。
尽管目前对于滇王之印究竟是汉廷所赐还是滇人仿制仍有争议，但这些印章与封泥资料不仅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也体现了滇人对汉朝制度的效仿。
玉衣片的制作方法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和山东临沂刘疵墓出土的玉衣制法相似，说明滇国在丧葬制度方面效仿汉朝，这些都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另外，在山东临淄大武乡西汉齐王墓、广州南越王墓、江苏盱眙大云山一号墓均出土了以外来的捶揲工艺制成的裂瓣纹银豆，上述三座汉墓主人均为西汉诸侯王，在某程度上，裂瓣纹银豆可视为身份的象征。
在1956-1958年对晋宁石寨山滇王家族墓地的发掘中，共出土了4件铜豆，它们为中国以铜代银，对裂瓣纹银豆进行仿制的作品。
滇王作为外诸侯，金印、玉衣片、铜豆等物品的仿制，均以汉代诸侯王使用的高等级器物为蓝本，可见滇国统治者的身份认同。
滇文化与夜郎这个族群，倒也没啥好记载的，夜郎是西南夷中规模较大的一个族群，其活动主体大部位于今贵州境内，位于滇国东部。
古夜郎地区流行的装饰品风格独特，各种仿动物造型的带钩引人注目，这些动物形带钩应是从滇中高原盛行的各种动物形扣饰借鉴改造而来，形成彰显自己文化个性的器物。人面形扣饰同样在云南滇文化墓地和贵州赫章可乐均有出土，总的来说，这些独特的装饰品共同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族群相同的审美特征与文化面貌。
除此以外，滇文化还受到了楚文化、斯基泰文化、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
使古代云南聚集了大量外来民族与文化，多种文化因素的不断交流与融合，最终各采所长，整合成了独具特色的滇国青铜文化。
滇文化的牛，倒也是很有意思，除斗牛，还有很多牛元素的文物，滇国青铜器有许多以剽牛、斗牛和动物搏斗等主题的文物。
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中，出土的青铜器上共有296个动物形象，其中牛出现了96次，占比大概34%。
剽牛指的就是剽牛祭祀的牛是祭祀中的牺牲。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铜扣饰表现了剽牛祭祀即将开始的场景：一头牛被绑缚于圆柱之上，即将被剽杀，而牛角上还侧悬着一名双脚被捆绑的幼童，二者都是被用于祭祀的牺牲品。在
牛的周围，正有几人在与牛搏斗，有的被牛踩倒在地，有的正努力拉住牛颈之绳，有的紧挽牛尾，这些人合力将牛绑缚住，为接下来的剽牛祭祀仪式做准备。
立牛则是指牛在滇文化中还是财富的象征。
滇国贮贝器常出现单独或成群的立牛为造型，以显示主人所拥有的财富。石寨山墓群中出土的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在器盖正中铸有鎏金骑士，盖周立铸四牛，牛抬头垂尾做行走状，整件贮贝器既反映了骑士的威风凛凛，也用四牛环绕的形式体现了牛在滇国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性。
斗牛也是滇青铜器中常见的主题，滇国的斗牛是牛与牛斗，在一些青铜扣饰上，还可以看到斗牛活动即将开始的场景：在一处露天的三层台阶式建筑中，上中下三层坐满了围观的人群，下层中门有一扇打开的门，门外有一人用短棒将一头健壮的牛赶入斗牛场。
青铜扣饰的场景渲染了斗牛活动紧张的气氛，也反映了斗牛活动在滇国社会中的重要性。
猛兽搏斗当然也是滇国青铜扣饰最常见的主题，猛虎袭牛铜枕反映了虎牛搏斗的激烈场景：整件铜枕为马鞍状，两端上翘各雕铸一牛，枕鞍部一侧饰三组虎噬牛浮雕图像。
猛虎伏在牛背上正进行猛烈的攻击，而强壮的牛也在进行激烈的反抗。
西汉时期，滇人充分利用滇池周围的肥沃土地进行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生产水平，而牛在农业社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青铜器上的牛体现了滇人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从出土的扣饰、贮贝器、兵器、案、枕等器物来看，牛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滇国上层阶级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祭祀仪式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斗牛和猛兽搏斗等主题，也反映了牛在滇人印象中具有勇猛、善斗的特点，代表了滇人崇武有力的民族品格。
我的笔记中估计记载最多就是贮贝器了，这其中的细节，真的颇为丰富，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文化，贮贝器是滇国青铜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
贝币是滇国社会中的通用货币，为了积累财富，滇人制作了贮贝器。滇国贵族在其墓中大量随葬贝币和贮贝器，以期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有财富。
滇国贮贝器的形制主要分别有桶形、铜鼓形、叠鼓形、洗形等，此外也有直接使用铜鼓作为贮贝器的情况。贮贝器的器盖上雕铸有人物、动物或大型场景，主题包括祭祀、纺织、狩猎、掳掠、赶集、舞蹈等。
通过贮贝器上铸刻的场景，今人得以想象古滇人的丰富世界。
例如他们盖子上的祭祀场景，滇国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社会，为了祈求农神给予庇护和丰收，滇人常举行繁琐的祭祀仪式，其中籍田祭祀和上仓祭祀较为常见。
江川李家山出土了一件铜鼓形贮贝器，器盖上雕铸了35个人物，表现的是春耕时贵族籍田祭祀的场景，从右到左分别是：有四人抬着肩舆，其中坐着一位通体鎏金的贵族妇人，前后有两男两女相伺，右侧有一女仆执伞，左侧有一女仆奉食，在贵族妇人前，有一男扛锄、一女挂囊、一男执棒，前有两位骑士开道，最前方还有头顶柴薪者、抱罐者、示布帛者等人物形象。
所谓籍田，是指春初部落首领举行仪式，然后才开始大规模春耕生产的古代习俗，这件贮贝器展现了滇国贵族带头播种，一路上有滇人前来献物的祭祀场景。
此外晋宁石寨山出土了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盖上有圆雕人物32人，可分为两组，左侧为祭祀场面，右侧为播种活动，反映了滇人在播种祭祀中杀人献祭的古老的习俗。
纺织场景，也算是他们细节刻画的比较不错的文物了，在古代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是最为常见的生产分工。
古滇国是农业社会，在农业生产之余，滇国女子也从事纺织工作。
在滇国女性贵族墓葬中，常出土成套的纺织工具，贮贝器上的纺织场景反映出滇国纺织业已具备成熟的分工和流程。
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各出土了一件雕铸有纺织场景的贮贝器，其中李家山出土的桶形贮贝器器盖上饰有10个圆雕人物。
体现了贵族妇女视察纺织生产的场景：中间一位通体鎏金的妇人高踞坐于铜鼓形墩上，双手抚膝，左后侧一人为其执伞，左前一人为其奉上物品盒，另有一人跪于妇人前，似乎正被主人训斥，器盖边缘有两人在绕线、四人在用踞织机织布。
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原地区已普遍流行较踞织机先进的斜织机，结合出土的纺轮以及成套的踞织机来看，古滇国由于地处西南，在纺织技术上仍处于较为滞后的发展阶段。
滇国的狩猎业是仅次于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在许多贮贝器和铜扣饰上均有表现狩猎的场景。
滇人的狩猎方式有集体围捕、陷阱套捕、骑马追逐以及只身斗兽等，狩猎场面充斥着张力和动感。
在一件叠鼓形贮贝器器盖上，紧张刺激的狩猎活动正在进行，三人身负长剑在捕鹿，其中两人策马持剑，正在追杀一头奔跑中的鹿，马下分别有一兔一狐，骑士中有一人通体鎏金，应为地位高者，另有一人站在器盖中央，双手执长兵器，正在猎杀另一头鹿，站立的骑士前后各有一犬，正蓄势待发、扑向两鹿。